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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網誌我預告這篇網誌要：『請大家來看看偽善的Nike幹了哪些壞事，以及外國人如何向Nike嗆聲。』所以，現在要請大家看〈三個品牌的故事──飛揚符號、貝殼、黃金拱形〉這篇文章裡「飛揚符號」這節，這節有很多團體對Nike的嘲諷非常經典，很值得國內社運團體借鏡。
引自：Naomi Klein著/徐詩思譯，《No Logo》，﹝台北：時報，2003﹞，頁425-440。作者Naomi Klein﹝1970年生於加拿大蒙特婁﹞不但被《泰晤士報》譽為『可能是35歲以下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士』， 她這本《No Logo》，更是被《紐約時報》推崇為『社運聖經』。
時報出版的《No Logo》中譯本在封底寫道：『全球化的光芒有多強，陰影就有多深。』而時報閱讀網「全球化套書」介紹頁則提到：『在跨國企業追逐利潤的大前題下，人權、勞工及自然環境都被犧牲，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消費文化全球化所裨益的對象，侷限在資本家、中心國家，卻造成社會與社會間經濟實力的落差日漸加大，更使得文化的創造力漸趨枯竭。』身為地球公民，在恐怖的全球化浪潮襲捲之下，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我們能為地球做些什麼？
我一直覺得，人來到世上，不該只有消費跟排泄。
沒錯！我們何其渺小。但「渺小」並不代表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不是嗎？我們還有腦袋。套句我最討厭的劉超驊老師羞辱學生的：『不能只長個兒，不長腦袋！』既然我們長了腦袋﹝也許腦容量不是很大﹞，我們就不能辜負它！
我常常覺得，我網誌裡「抒發個人情緒」的篇幅過大，沒有必要讓看的人一起悶下去……應該要寫一些「正面」一點的東西才對！而且，就連我自己看到我那些「抒發個人情緒」的網誌，都會覺得厭惡！不過，我卻又矛盾地希望我網誌呈現出的「我」有血有肉，所以我不會刻意迴避自己情緒化的部分……
至於那些我所謂「正面」的東西，就包括「社運」。
我一直想好好寫一些關於社運的文章。儘管我對「社運」的見解不甚精闢，但我畢竟一直持續在思考，台灣的社運有沒有可能改變什麼？如果不能，我們是不是該先從調整社運的「體質」來下手？一旦社運的體質調整到最佳狀態，我們才有力量去對抗一切不公義！﹝在我1月底那篇已刪除的網誌，提到我預計要寫的諸多主題，迄今尚未完成的包括北愛爾蘭獨立運動、「麥香堡指數」﹝Big Mac index﹞，以及社運。﹞
我不是個企圖心很強的人，但我卻一直希望有人可以因為我寫的東西，跟著我慢慢長大……
糟糕！本來這篇網誌只預計把〈三個品牌的故事──飛揚符號、貝殼、黃金拱形〉這篇文章裡「飛揚符號」這節打出來打大家看，篇幅就夠嚇人了﹝打上萬字也夠累人了﹞，所以還想說我的引言不要太多……結果，一轉眼我竟然已經「雜唸」了1000多字……﹝預告：待會Naomi Klein的文章會不斷被甜心的「注釋」跟「眉批」干擾，請大家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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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mi Klein，〈三個品牌的故事──飛揚符號、貝殼、黃金拱形〉之「飛揚符號」
【飛揚符號：為良好的工作而戰】
耐吉企業執行長奈特﹝甜心注：Phil Knight，Nike創立者﹞一直是商學院的英雄人物。聲譽卓著的學術刊物，例如《哈佛商業評論》﹝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對他開創性的行銷手法，對品牌的了解，以及很早即開始向國外採購零件的方式讚譽有加。無數的MBA候選人以及其他行銷與傳播科系學生都研究過耐吉的「要品牌，不要產品」的公式。因此，1997年5月，當奈特受邀到母校史丹福大學商學院演講時，他預期會受到大排長龍的耐吉愛好者歡迎；然而迎接他的卻是一群抗議學生，當他靠近麥克風的時候，群眾還噓聲連連：「嘿，菲爾，下台吧！付你的工人夠維持生活的錢。」耐吉的蜜月旅行剎然而止。
再也沒有故事比反耐吉的國際運動﹝最為人所知，也最激烈的品牌抗議運動﹞，更能說明大眾對於企業商標文化的不信賴感了。已經有超過1500篇以上的新聞文章與評論專欄討論過耐吉的剝削工廠醜聞。它在亞洲設的工廠已經幾乎被所有各大媒體報導過了。包括CBS和迪士尼的體育台ESPN。除此之外，它也是「燉草莓」﹝Doonesbury﹞連環漫畫的挖苦對象，以及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甜心注：《華氏911》的導演﹞的記錄片《大頭》﹝The Big One﹞的主角。結果造成，耐吉公關部門有好幾個人必須徹夜應付針對剝削工廠的爭議──處理抱怨，與當地團體見面，並且構思耐吉的回應方式──公司也因此成立新的管理位階：企業責任副總裁。耐吉收到成千上萬的抗議信，面對數百個大大小小的示威團體，並成為十幾個評論性網站的眾矢之的。
過去兩年來，北美和歐洲的反耐吉團體，試圖將所有零星的抗議聲浪在同一天統整起來。每隔6個月，他們便舉行一場「國際耐吉行動日」，將公平薪資與獨立監督系統的訴求直接告訴耐吉的消費者，比如市中心的耐吉旗艦店購物者，以及較平實無華的郊區購物中心的鞋櫃分店消費者。根據勞工權利運動組織表示，至今最大的反耐吉事件，發生於1997年10月18日：一共13個國家，85座城市起而響應。並非所有的抗議活動都能吸引大批人潮，不過由於該運動分散各處，反耐吉活動的數量太多，要防止新聞登上當地數十家媒體，已經讓企業的公關部門疲於奔命。雖然該品牌據稱是無所不在，但此時大家發現，就連耐吉也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世界各地。
由於許多銷售耐吉產品的分店都位在購物中心內，抗議運動人士最後通常會被安全警衛護送至停車場。史密斯﹝Jeff Smith﹞密西根大湍流區﹝Grand Rapids﹞﹝甜心注：應譯為大湍流「市」，Michigan第二大城﹞的運動人士，據他報導：『當我們問及私有財產權是否大於言論自由權時，那裡的﹝安全﹞人員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加重語氣說：「對！」』﹝不過，反耐吉運動者報告，假如是在紐芬蘭經濟窘困的聖約翰市﹝甜心注：加拿大Newfoundland省首府St John's市﹞，當他們被轟出購物中心後，安全警衛會走過來要求連署請願。﹞不過，就算是在人行道或購物中心停車場，也還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
反對運動人士將耐吉雇用勞工的情況搬上舞台，推出其稱為「剝削工廠流行秀」和「國際資本拍賣會：生存遊戲」﹝出價最低者獲勝﹞，以及全球經濟跑步機﹝跑得再快也還是停留原地﹞。在澳洲，反耐吉的抗議者會穿著畫有「寧穿布袋，不穿耐吉」﹝Rather wear a bag than Nike﹞字樣的棉布袋到處跑。博德的科羅拉多大學生﹝甜心注：翻譯怪怪的……這裡指的是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科羅拉多大學博德分校的學生﹞舉辦資金籌募會，戲據性地對比出法定最低薪資與實際薪資之間的差距：「參加者要交1塊6美元的入場費﹝這是越南耐吉工人一日的薪資﹞，獲勝者將獲得2塊1美元﹝這是越南正常三餐的花費﹞。」﹝甜心眉批：既然越南工人一日所得僅1.6美元，而三餐花費卻要2.1美元，那麼，也就是說：越南工人一日所得不足以應付一日開銷。依此邏輯，資金籌募會規則改成「參加者交2塊1美元入場費，獲勝者獲得1塊6美元」會不會更為諷刺？還是我的理解有誤？﹞同時，在德州奧斯丁﹝甜心注：Austin市﹞的運動人士做了個巨型的耐吉跑鞋紙漿模型﹝甜心眉批：我想不出來這個模型到底能表達什麼？有人可以告訴我嗎？﹞；在加拿大薩克其萬省瑞吉那﹝甜心注：加拿大穀倉Saskatchewan省最大城Regina市﹞的一家購物中心外，抗議者設了個反堵耐吉飛揚符號的小亭子。﹝甜心眉批：就這樣？小亭子到底如何反堵飛揚符號啊？﹞反耐吉運動的一貫主題，就是不斷反堵耐吉商標和口號，包括T恤、貼紙、標語牌、旗幟。最後這種符號學的傷痕反而讓耐吉自己跌得鼻青臉腫。﹝甜心眉批：傷「痕」要怎麼讓耐吉「跌」得鼻青臉腫？你的疤能害你跌到嗎？﹞
不能小覷的是，反耐吉運動竟然是在自家門口俄勒岡州﹝甜心注：Oregon台灣通常譯為奧勒岡，美國Nike總公司所在地﹞最為激烈。這個地區因為耐吉的成功得到不少實質的好處
﹝耐吉是波特蘭區最大的雇主，也是當地重要的慈善家。甜心注：Portland「市」，拓荒者隊主場所在城市﹞，但奈特的鄰居在他需要的時候並非每個人都願意挺身相助的。事實上，自從《生活》雜誌﹝甜心注：《Life》，創刊於1936年，和《Time》皆為媒體大亨Henry Luce所創辦﹞將足球故事公開後，許多俄勒岡人就開始出來挑釁了。波特蘭耐吉城﹝甜心注：Nike Town，Nike旗艦店﹞外的示威者無疑是全國規模最大，也最具戰鬥力的一批，有時候還會舞弄著大得嚇人、眼睛為美元鈔票的大型奈特布偶，或是讓小孩拖著12呎長﹝甜心注：約3.66公尺﹞的耐吉飛揚符號奔跑﹝以突顯耐吉使用童工﹞。﹝甜心眉批：小孩拖大勾勾奔跑超諷刺的，我喜歡！﹞而俄勒岡尤金市﹝甜心注：Eugene，奧勒岡大學所在地，吳彥祖自此校建築系畢業﹞的抗議活動違反了反耐吉運動一貫的非暴力原則，採取破壞手段，包括拆下耐吉城工程的周圍柵欄，搗亂耐吉城店面的貨架，而根據目擊者指出：「一整架衣服……從陽台被丟到樓下的噴水池裡。」
俄勒岡當地的報紙積極追蹤奈特剝削工廠的醜聞，《俄勒岡人》日報﹝甜心注：《Oregonian》，較普遍的譯法是《奧勒岡人報》﹞派遣記者到東南亞對這些工廠進行巨細靡遺的調查。俄勒岡報紙《維拉麥特週報》﹝Willamette Week﹞主編祖斯曼﹝Mark Zusman﹞在1996年的「備忘錄」上斥責奈特：「說實話，菲爾，是該認真一點處理這波媒體熱的時候了……俄勒岡人已經歷哈汀﹝Tonya Harding﹞、派克伍德﹝Bob Packwood﹞和庫立﹝Wes Cooley﹞的羞辱了。請別讓我們被說成是自由世界最剝削的資本家的故鄉吧。」
﹝甜心落落長注：Tonya Harding：冬季奧運醜聞主角，也是ESPN的觀眾票選出The 25 Most Outrageous Characters──體壇25大惡徒之一。1994年冬季奧運的前哨戰──美國錦標賽前，實力最被肯定的女子花式滑冰選手Nancy Kerrigan遭到攻擊，導致她無法參賽。冬季奧運女子花式滑冰參賽資格後來由Tonya Harding取得。此事件所有矛頭都指向Harding，後來她在輿論壓力之下，奧運成績僅第8名。後來警方查出攻擊 Kerrigan的人正是Harding的前夫，於是被Harding處以終身禁賽。但是，最猛的是，這個可怕如蟑螂般的女人，竟然投身職業拳壇，還拿過3次冠軍；Bob Packwood：因29人指控遭其性侵害，而狼狽下台的奧勒岡選出的共和黨籍前眾議員。《奧勒岡人報》雖早已掌握Packwood的性醜聞，卻沒在其連任成功前將消息曝光，反而是《華盛頓郵報》率先公開醜聞。於是某些讀者以《奧勒岡人報》為恥，憤而退報；Wes Cooley：奧勒岡選出的共和黨籍前眾議員。1996年，Cooley的競選文宣裡，提到他服役於特種部隊時曾參與韓戰。問題是，美國在韓戰期間並沒有派遣特種部隊到韓國！對此Cooley提出的解釋是：他出的是「秘密任務」，而且可以證明此事的相關文件，在1973年被大火燒毀……加上Cooley長年協同其妻﹝第一任丈夫死於軍機失事﹞詐領軍人遺眷津貼，於是Cooley成了報章相雜誌競相挖苦的「說謊政客」，還因輿論壓力放棄競選連任。隔年，Cooley因作偽證被判刑2年、100小時社區服務，以及罰款7000美元。﹞
就連耐吉的慈善捐款也備受爭議。雖然波特蘭學校董事會急於籌措1500萬的短缺資金，但對於耐吉餽贈50萬現金以及運動設備的義舉，正反兩方意見仍然爭論不休。﹝甜心注：Nike曾有認養東海大學籃球場的計畫──不但學生夜間打球再也不用投錢照明，場地跟設施也會有較為完善的維護──不過，屢屢為錢出賣東海的校方竟直接拒絕Nike！﹞最後董事會決定接受這筆捐款，但仍必須在公開場合挑剔一下這批禮物。「我問我自己，」董事長約瑟夫‧譚﹝Joseph Tam﹞在《俄勒岡人》報上表示：「耐吉捐贈這筆錢，讓我的小孩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但是代價由誰來付？難道不是1小時只賺6分錢的兒童嗎？……身為亞洲移民，我必須面對這種道德和倫理上的掙扎。」
耐吉的贊助醜聞還不只限於自己老家。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的艾德蒙吞﹝甜心注：Alberta省首府Edmonton﹞，教師、家長和一些學生試圖阻撓耐吉贊助兒童街頭曲棍球賽，因為「靠巴基斯坦童工獲利的企業不應該被艾德蒙吞的小孩視為英雄。」至少有一所參與這項全市活動的學校，將印有飛揚符號的運動器材送回耐吉總部。而1998年3月，當耐吉向渥太華﹝Ottawa。甜心注：加拿大首都，位於Quebec魁北克省﹞市議會提議要在當地社區中心建造耐吉體育館時，又再度面對別人對於「血腥錢」的質疑。耐吉撤回提議，把體育館送給比較懂得感恩的其他中心，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and Girls Club。甜心注：一種為單親，或有家庭問題的小孩設立的公益組織，提供場地讓放學後的小孩一起遊戲﹞。接受耐吉贊助與否的難題題同樣也在大學校園爆發，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
起先，眾人憤怒大部分是因為，剝削工廠醜聞見報這件事，耐吉的回應竟然毫無悔意。凱西‧李‧吉芙﹝甜心注：Kathy Lee Gifford，不但是演員、歌手、脫口秀主持人，也是在第三世界大量雇用童工而飽受抨擊的成衣商﹞和Gap在剝削工廠被揭發後，至少還表示懺悔，但是奈特卻置之不理：他否認自己有責任，攻擊記者，責怪承包商，派出宣傳小組為公司說話等等。當凱西‧李在電視上哭的時候，麥可‧喬登卻聳聳肩，說他的工作就是灌籃，不是玩政治。而當Gap同意讓薩爾瓦多備受爭議的工廠接受當地人權團體監督的時候，耐吉卻只是在口頭上說一些連其他亞洲的工人都坦承從未聽說的企業行為守則。
不過在這個階段，耐吉和Gap之間有一項明顯的差異。耐吉在醜聞傳遍美國購物中心後，依然鎮定自若，因為雖然大部分耐吉的產品都是在購物中心銷售的，但此地卻不是耐吉形象的鑄造地。與Gap不同的是，耐吉正如我們所見靠的是都市內的貧民區，它融合貧窮的非裔與拉丁美洲裔青少年風格，藉以調配出自己品牌的形象和態度。耐吉打造品牌的威力，從80年代中期就為其背書的非裔美國英雄麥可‧喬登、巴克利、皮朋、麥可‧強森、史派克‧李、老虎伍茲、波‧傑克森等人密不可分，更別提穿著耐吉成衣在台上唱饒舌歌的黑人了。只要嘻哈樂風仍引領購物中心的風潮，奈特就能確定，耐吉有康普頓和布朗等貧民區﹝甜心注：洛杉磯南部的Compton是網壇名將威廉斯姊妹的出生地；紐約最北端的Bronx則是hip hop的發源地﹞的喬登球迷支持，可維持王者品牌的地位於不墜，因此最多只會被這些風風雨雨驚擾，但不會被打倒。當然，青少年的父母，師長和教會領導﹝甜心眉批：領導？好「中國」的用語啊﹞也對於剝削工廠的事實義憤填膺，但是對於耐吉的核心族群，13歲到17歲的小孩來說，耐吉的招牌仍然是鐵弗龍﹝Teflon﹞打造的，永不朽壞。
到了1997年，耐吉的批評者已然心知肚明，如果他們要認真與耐吉打形象戰爭，他們就必須直搗黃龍──但是，正如同多文化刊物《第三勢力》﹝Third Force﹞雜誌的作者亞歷山大﹝Nick Alexander﹞所寫，他們連邊都搆不上。「沒有人知道該如何使耐吉俯首稱臣，因為大家都沒去處理非裔美國人的問題……為了得到有色人種社群的大量支持，反企業活動必須將耐吉在海外的所作所為與國內的情況連結討論。」
這種連結是有可能的。耐吉的「要品牌，不要產品」公式最殘酷的反諷在於，出力最多使飛揚符號擁有尖端意象的人，卻是該企業膨脹的價格與不實製造基礎之最大受害者。城中貧民區的小孩最直接面臨耐吉決定在國外製造產品的影響，包括高失業率，以及社區稅基的短縮﹝這將導致當地公立學校日漸衰頹﹞。
耐吉給予城中貧民區孩童的，不是讓她們的父母擁有工作，而是讓自己的行銷人員和設計師偶爾來一趟「稱兄道弟」的朝聖拜訪。「嘿，老兄，你覺得這些新的喬登球鞋怎麼樣──炫斃了對吧？」高薪的酷感狩獵人員在哈林區（甜心注：龍蛇雜處的Harlem區擁有最正宗的街頭籃球）、布朗區、康普頓區龜裂的柏油球場上掀起崇拜品牌的旋風，這種現象已然廣受討論：青少年將品牌當成幫派制服﹝甜心注：Prada跟Burberry也飽受「幫派愛戴」的困擾，Burberry更因此停產廣受小混混歡迎的經典格子鴨舌帽﹞；有些人由於太想擁有這些裝備，不惜販毒，偷竊，走私，甚至殺人。布朗區東北部的艾登渥剛山丘社區中心﹝Edenwald-Gun Hill Neighborhood Center﹞的行政主管潔西‧柯林斯﹝Jessie Collins﹞告訴我們，這種用完即丟的無謂商品，有時候是用販毒或混幫派的錢購買的，但是更常見的是用母親的低微工資或是福利津貼買來的。我問她關於媒體報導有孩子因為150美元的喬登氣墊鞋就用刀子互戳的事，她冷冷地說：「這筆錢足夠累死你的老媽了……150元可不是什麼小數目。」
鞋店老闆，如艾瑟流行屋﹝Essex House of Fashion﹞的羅斯﹝Steven Roth﹞，目睹所謂的街頭時尚就在紐澤西州紐渥克﹝甜心注：與紐約隔河相對的New Jersey要城Newark﹞，其店面所在地的後工業街道上真實上演，他常常為此感到不安。
『我真的對這一切感到疲倦而厭煩。我總是被迫面對自己從窮人身上賺錢的事實。他們很多人都是靠救濟金過活的。有時候，某個媽媽帶著小孩進來，小孩很髒，穿得也很隨便，可是他卻要一雙120塊錢的球鞋，而那個笨媽媽就真的會買給他。我可以感到那個小孩內在的需要──渴望擁有這些東西，體會一下穿在腳上的感覺──但事情變成這樣，真的讓我很難受。』
要責怪父母太容易屈服是很簡單的，不過，對於設計品牌的「深刻內在需求」已經變得如此強烈，讓每一個人﹝不管是社區領導人還是警察﹞都深感困惑。每個人多少都同意，像耐吉之類的品牌在貧民窟裡扮演了重要的替代性角色，取代從自尊、非裔美國人文化歷史到政治力量等一切事務，但是他們卻不確定該如何用力量和自我價值觀﹝這是商標帶不來的﹞來填滿這份需求。甚至連對這些小孩解釋品牌拜物主義的問題都很具風險。很多小孩將太多情感投注在名牌消費品上，甚至會把對耐吉或對湯米﹝甜心注：Tommy Hilfiger，很「美式風格」的品牌，客源多是年輕族群﹞的批評視為個人攻擊，就跟當面侮辱自己母親一樣嚴重。
毫不意外，耐吉看待自己對貧苦小孩的吸引力，角度就完全不同了。它贊助男孩女孩俱樂部的體育活動，花錢重鋪都市籃球場的地面，並且將高效能的運動服變成街頭流行穿著；這家公司宣稱它是在傳送激勵人心的信息：就連貧苦孩童也可以「Just do it」。從耐吉的平面文宣和廣告中，可發現該公司對自己在都會貧民區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帶有一種近乎救世福音的特質：受苦的小孩會有較高的自尊，意外懷孕的事件會較少，企圖心會較高──這全都是因為耐吉「將他們視為運動員」。對耐吉而言，150美元的喬登氣墊鞋不是一雙鞋，而是護身符，讓貧窮的小孩能穿在身上跑離貧民窟，讓自己過更好的生活。耐吉的魔法鞋能幫他們飛翔──如同讓麥可‧喬登飛翔一樣。
這是很了不起、很具顛覆性的成就吧？也許。不過你還是不禁想到，都市黑人小孩只能靠饒舌歌或灌籃脫離貧民窟，主要的原因就是耐吉和其他跨國企業不斷強化黑人小孩的刻板印象，同時又剝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美國國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甜心注：Vermont佛蒙特州選出的無黨籍眾議員﹞和卡普特﹝Marcy Kaptur。甜心注：Ohio俄亥俄州選出的民主黨籍眾議員﹞在給耐吉的信上表示，耐吉在工業從都市中心出走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耐吉帶領潮流，遺棄美國的製造業工人以及其家庭……顯然耐吉相信美國的工人只配買他們的鞋子，卻不配製造鞋子。」
這家公司的都會商標化策略與雇用紀錄合起來考量，耐吉看起來就不像是都市貧民區的救星了，反而變成偷走你工作還賣你超貴鞋子的傢伙，嘴裡還喊著「拼命跑吧！」嘿，這可是你唯一能逃離貧民窟的辦法喲，孩子，就去做吧。
總之那就是吉特森﹝Mike Gitelson﹞的想法，他是布朗區艾登渥剛山丘社區中心的社工人員，對耐吉在廣告中自詡為自助助人的大師，感到非常不以為然。他也很「厭惡看到孩子穿著自己買不起，父母也買不起的運動鞋。」校園和勞工運動中針對耐吉的批評者可能大多是被道德憤怒所驅動，不過吉特森和其同事只是覺得被騙了。所以，他們不對孩子灌輸節儉的道理，而只是告訴他們，這些他們求之若渴的鞋子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吉特森告訴他們，印尼的工廠工人一天只賺2塊美金，耐吉製造一雙鞋的成本只要5塊美金，而他們要用100到180元的價格購買；此外，耐吉的鞋根本沒有一雙是在美國製造的──這就是他們的父母很難找到工作的部分原因。「我們真的很生氣，」吉特森說，「他們從我們身上拿走那麼多的錢，然後再去別的國家更惡劣地剝削別人……我們要孩子知道耐吉對這兒造成的影響，也要讓他們知道這兒的事如何影響到東南亞人的生活。」他在中心的同事，青少年工作者強生﹝Leo Johnson﹞使用年輕孩子的流行話談這個問題：「嗨，小子，」他對前青少年期的聽眾說，「如果你花100塊買一雙成本5塊錢的球鞋，那就是上當了。如果街上有人敢對你這麼做，下場如何大家都知道。」
中心的孩子得知剝削工廠的事都很沮喪，不過他們最生氣的還是被奈特和喬登當成傻子耍。他們寄了100封信給奈特，談到過去幾年來花了多少錢買耐吉的產品──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耐吉虧欠他們可多了。「我剛剛才買一雙100塊的耐吉球鞋，」一個小孩寫道。「你做的事是不對的。比較合理的價格應該是30塊，你可以把70塊錢退還給我嗎？」公司的回覆是制式信函。「那才使我們真正感到憤怒，於是開始著手準備抗議，」吉特森說。
他們決定在第五大道和57街的耐吉城發動抗議。由於中心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耐吉的死忠信徒，櫃子裡塞滿了他們不會再穿的舊的飛人喬登氣墊鞋和Carnivores氣墊鞋。他們想讓這些廢棄的鞋子派上用場，便決定全部收集起來，放在垃圾袋裡，再堆積在耐吉城的門口。
當耐吉高層得知布朗區有一群黑人小孩和拉丁美洲小孩正計畫公開指責該公司後，就立即停發制式回函。在此之前，耐吉都將大部分的批評者說成「邊緣團體」的成員，不過這一次卻不同了：如果貧民區的反彈將落地生根，那麼耐吉在購物中心的名聲可能會朝不保夕。吉特森說道：「我們的孩子正是耐吉銷售潮流的支柱，全國的小孩都是看到這些人才會買耐吉的運動鞋。中產階級的白種成年人要起來抗爭，那大概沒關係；不過有色人種的小孩一旦公開反對耐吉，它就開始害怕了。」
俄勒岡的行政主管無疑也知道，艾登渥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過去幾年來，關於嘻哈流行樂的批評愈演愈烈，論者以為饒舌歌者是在「擔任耐吉和湯米商標的皮條客」，卻不支持黑人自製的服飾品牌如：FUBU﹝For Us By Us，為自己靠自己﹞。而饒舌歌手KRS-One聲明要發動嘻哈殿堂之計畫，將非裔美人的青少年從白人的唱片和服飾品牌那兒搶救回來，歸還給培育他們的社區。在這個背景下，1997年9月10日﹝丟鞋抗議即將進行的兩個禮拜前﹞，耐吉的公關主任曼尼傑﹝Vada Manager﹞破天荒跟一位同事從俄勒岡飛來，試圖說服中心，其實耐吉是抗議活動的盟友。
「他花多時間蠱惑我們。」吉特森說。但是沒有用。中心在會談時提出3項極具體的要求：
一、耐吉海外工廠的勞工應該獲得足夠過活的薪資，而且要成立獨立的監督團體以確保之。
二、耐吉運動鞋在美國應該降低售價，而且不能犧牲美國勞工的權益﹝例如不能裁員或減少福利﹞。
三、耐吉應該認真地在都會貧民區重新展開投資，特別是紐約市，因為我們一直是他們眾多廣告的焦點。
也許吉特森認為耐吉害怕了──但是可沒有怕到那麼厲害。一旦雙方發現自己顯然限於僵局，會談就轉變成了謾罵會；他們強迫兩位耐吉主管聽取艾登渥剛中心主任潔西‧柯林斯比較亞洲剝削工廠和她自己年輕時在南方佃農區撿棉花的經驗。她告訴曼尼傑，當時她一天賺2塊錢，就跟那些印尼工人一樣。「或許很多美國人不能體會這些工人的處境，但是我完全可以。」
曼尼傑灰頭土臉地回到俄勒岡，抗議活動照計畫進行。紐約近郊11個社區中心共有200人參加。這些小孩﹝大部分年紀在11到13歲左右﹞高聲歡叫著把好幾袋有臭味的舊耐吉球鞋丟在安全警衛的腳下；這些人是特別受召前來保護耐吉神聖的門面的。曼尼傑再次飛到紐約負責滅火，不過他也發揮不了作用。不但當地電視台報導這個事件，就連ABC新聞和《紐約時報》也前來採訪。
雪上加霜的是，《時代》雜誌用一整頁的篇幅報導耐吉另外一個故事。皇冠高地﹝甜心注：Crown Height位於紐約Brooklyn布魯克林區﹞的一個14歲男孩被另一個15歲的男孩謀殺，後者在痛打他之後，將他留在車子正急駛而來的的地下鐵軌道上；配合的圖片也生動點明了這次抗議的十萬火急。新聞標題是：「警方說青少年是因為運動鞋和呼叫器而死的」。是什麼牌子的運動鞋呢？飛人喬登鞋。該報導引用兇手母親的話，她說兒子加入幫派，是因為他想「擁有好東西」。死者的一名朋友解釋，穿名牌服飾以及帶呼叫器，是讓窮苦小孩「感覺自己很重要」的方式。
第五大道耐吉城外非裔和拉丁裔小孩被攝影機和旁觀的好奇群眾團團包圍，他們也覺得自己很重要。與耐吉「腳對腳」，他們說，結果比穿耐吉鞋子還過癮。一位年輕的抗議者，來自布朗區的13歲男孩，對著眼前福斯新聞的攝影機，直視鏡頭，對奈特說了一段話：「耐吉，我們造就了你，我們也可以毀掉你。」﹝甜心眉批：這孩子夠氣魄！台灣的孩子13歲的時候在幹嘛？﹞
對耐吉的反彈，也許最驚人的就是持久性吧。雖然出現在大眾面前已四年，耐吉的故事仍然到處流傳﹝當然，耐吉的品牌也是﹞。大多數企業醜聞通常可以成功了結，只要發出公開的「懺悔」聲明，之後再推出幾個讓小孩子在可惡商標底下快樂的奔跑的廣告就成了。然而耐吉的情況並非如此。根據新聞報導，勞工研究以及學術研究採證紀錄飛揚符號商標背後的剝削行徑，並未慢下腳步；耐吉的批評者也一直不厭其煩地剖析耐吉公關機器所穩定輸出的資料。奈特出席白宮的剝削工廠任務小組，還拍下那張玫瑰園新聞廳﹝甜心注：指White House Rose Garden白宮玫瑰園；此地是美國總統常召開記者會的地方，位於白宮西側，是一塊大小僅約籃球場大的草坪，周圍種植低矮的玫瑰。由此觀之，譯者將之譯為新聞「廳」是需要再斟酌的﹞裡站在柯林頓總統旁邊的珍貴合照，但他們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剪碎了耐吉雇用的公民權領袖楊格﹝Andrew Young﹞的報告，指出楊格完全避開耐吉工廠的薪水是否已達不人道的剝削程度這個問題，並指責他到印尼和越南工廠時使用耐吉請來的翻譯員。至於其他受耐吉所託的研究──這回是一群達特茅茲的商學院學生﹝甜心注：Dartmouth College，長春藤盟校之一。位於New Hampshire新罕布夏州的Hanover漢諾威﹞，他們的結論是，越南勞工一天賺兩塊錢，生活就可以過得不錯了──嗯，這份報告大家差不多完全忽略了。
最後，在1998年5月，奈特走出幕後，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直接對批評者表態。一開始，奈特說他一直被抹黑成「企業騙子，這個時代最完美的企業惡棍。」他承認公司的鞋子「幾乎已成為奴工薪水、強迫加班和專制虐待的同義辭。」然後，他針對大眾胃口，提出了改善亞洲工作條件的計畫。該計畫包括針對工廠空氣品質、石油化學原料使用的嚴格新規定，並承諾在幾個印尼工廠開設課程，保證鞋工廠不再雇用任何未滿18歲的勞工。不過，對於讓外來的獨立監督者視察工廠，以及提高員工薪資這幾點，他仍然沒有具體的回應。不過，奈特確實承諾耐吉的承包商不准向政府提出取消最低薪資限制的要求。
這還不夠。同年九月，批判耐吉最烈的舊金山人權團體「全球交流」﹝Global Exchange。甜心注：反全球化運動中最活躍的人權組織之一﹞公開驚人的報告，描述耐吉印尼工人在其國內政經危機下的處境。「早在印尼幣值於1997年下滑前，製造耐吉球鞋的工人薪水就夠低了，如今他們工資的美金淨值從1997年的一天2塊47降到1998年的一天80分。」同時報告還指出，由於物價飛漲，工人「估算其生活所需費用上漲了100%到300%左右。」「全球交流」呼籲耐吉將印尼工廠員工的薪資加倍，此舉一年將增加2000萬美元的支出──正好是麥可‧喬登每年為產品做廣告的酬勞。
毫不令人意外，耐吉並沒有將薪水加倍，但是3個禮拜後該公司宣布為30%的員工調漲25%的薪水。這個做法一樣無法平息超級商店外的抗議群眾；5個月後，耐吉又再度出面，宣布企業責任副總裁艾特﹝Maria Eitel﹞口中的「耐吉所推出的積極的企業責任行程表」。於是，在1999年4月1日，員工再加薪6%。耐吉並開放胡志明市附近的越南工廠，讓健康安全監督小組前往探視，發現情況已好轉許多。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歐陸克﹝Dara O’Rourke。甜心注：任職於Berkeley大學環境科學部門政策管理科；同時也是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環保顧問﹞報導，這家工廠已經「在過去18個月以來推行重要的改善，看起來，工人接觸有毒溶劑、粘著劑及其他化學成分的危險已大幅度減少。」這份報告如此受人矚目，原因是歐陸克的調查是完全獨立的：事實上，不到兩年以前，他曾因披露由「恩斯特與楊格」﹝Ernst et Young﹞主持的調查報告而激怒耐吉﹝該報告指出耐吉對同一家工廠內的眾多違法情事置之不理﹞。
歐陸克的報告並不全是光明的。還是有些老問題，比如空氣品質、工廠太過悶熱、安全裝備等等──而且他只參觀了一家工廠而已。此外，耐吉千呼萬喚始出來的6%調薪方案仍然有待加強；這項調整使每小時工資提高1分，但是在通貨膨脹和貨幣震盪的情況下，這份薪水只等於經濟蕭條前耐吉薪水的一半。即便如此，這些改變仍舊意義重大，對於一個兩年前還扮演無敵的全球購物者角色，聲言只有承包商有權決定薪資，訂定規則的企業而言。
耐吉在面對猛烈公關攻勢時的軟化，證明了侵略的行銷手法加上罔顧勞工權益的行徑，這在各行各業人士的心目中都是不公平，且不值得支持的。此外，有許多抗議人士不願意輕易放過耐吉，因為這樣意味著縱容資本主義一貫的作風。反過來說，似乎有一部分的公眾心態是想踢一踢這家最大、也最極端的運動用品巨人的屁股──我說的是真的很想喲。耐吉的批評者已經表明他們不希望這件事被安撫人心的公關伎倆瞞天過海；他們要將之攤在太陽底下，好就近監督。
大體而言，這是因為批評耐吉的人知道，這家公司的剝削工廠醜聞不是一連串詭異意外的結果：他們很清楚，針對耐吉的批判適用於所有外包給全球工廠製造的名牌鞋企業。不過這非但不能替耐吉脫罪，身為市場領袖的耐吉已經變成這股廣泛憎惡感的最顯著目標了。它也成為當今全球化經濟極端行徑的典型案例：從耐吉成功獲利的人以及被剝削者之間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就連小孩子也看得出這幅畫面的錯誤在哪裡，而且事實上正是兒童與青少年對此的反應最敏銳﹝我們將在下一章詳述﹞。
因此，對耐吉產品的全面抵制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呢？顯然不會太快。隨意瀏覽全球各地的城市，你就會發現那道飛揚符號依然無所不在；有些運動員還是把他刺在肚臍上，更有許多中學生仍然穿著耐吉四處炫耀。然而，同樣不容懷疑的是，耐吉過去幾年來省下的勞工成本，已經開始回頭反咬該公司，並為其帳本的結算數字敲響喪鐘。「我們不認為耐吉的情況有看起來那麼糟，」尼克﹝Nikko﹞股市分析師分努甘﹝Tim Finucane﹞在1998年3月《華爾街日報》上表示。華爾街確實別無選擇，只好背棄這個多年來的親密夥伴。儘管亞洲震盪不安的貨幣匯率意味著印尼的勞力成本跌至經濟衰退前的1/4，但是耐吉仍然失血良多。耐吉的獲利降低，訂單減少，股價一路下滑，而且1995年以來34%的年平均成長率不復存在，季營收驟然下滑了70%。到了第三季，也就是1999年2月底，耐吉的收益再度攀升70%──但是根據該公司本身的帳目可知，這次的復甦並非因為銷量回升，而是因為耐吉決定裁減人員與合約。事實上，1999年耐吉的紅利和訂單的減少已經是連續第二年了。
耐吉將自己的財務危機怪罪給人權運動之外的任何問題。亞洲金融風暴是耐吉在日本和南韓銷售不佳的原因；或者這是因為美國人當時比較愛買「棕色鞋」﹝步行和登山鞋﹞，買白色跑鞋的人少。不過這個藉口看來毫無根據。耐吉也銷售很多棕色鞋──它有登山鞋的生產線，可漢﹝Cole Haan。甜心注：休閒服飾與休閒鞋的品牌，後來被Nike併購﹞就是其旗下的商標﹝近來耐吉因為關閉緬因州波特蘭市的可漢工廠，遷移至墨西哥和巴西，因而省下數百萬美元﹞。更重要的是，愛迪達在耐吉猛然下滑的同一年展開大規模的反攻。在耐吉銷量不穩的當季，愛迪達的銷量卻增加了42%，淨收入提高48%，高達2億5500萬美元，股價也在兩年內三級跳。一如我們所見，這家德國企業時來運轉是靠著拷貝耐吉的生產模式的，耐吉的行銷和贊助策略，它也幾乎全盤照抄﹝我們將於第18章討論這種方式的政治意涵﹞。在1997到98年，愛迪達甚至重新設計籃球鞋，使之看起來就像耐吉球鞋一樣：大尺寸，白色，而且高科技。不過與耐吉不同的是，它們賣得可好了。棕鞋理論完全不可信。
過去幾年來，耐吉用過幾十種方法想要封住批評者的嘴，不過目前為止最諷刺的，還是它狗急跳牆試圖躲在產品背後避風頭的做法。「我們不是政治運動人士，我們只是球鞋製造商。」剝削工廠醜聞剛爆發時耐吉的發言人吉布斯﹝Donna Gibbs﹞說。球鞋製造商？這還是80年代那家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不侷限於球鞋這種具體東西、也跟製造這種粗鄙事物無關的公司嗎？耐吉渴望投身運動，奈特告訴我們，耐吉追求運動的理念，繼而透過運動達到超越的境界；然後它想要談論自立自強、女性權益、種族平等。它要讓自己的商店變成聖殿，廣告變成宗教，顧客變成國家，勞工變成部落。它帶領我們走過這樣一趟品牌之旅，竟然還回過頭來告訴我們說「不要看我們，我們只是鞋子製造商而已」，這種話簡直空洞得可笑。
耐吉是脹得最厲害的氣球品牌，而它脹得越大，破得就越大聲。
引自：Naomi Klein著/徐詩思譯，《No Logo》，﹝台北：時報，2003﹞，頁425-440。作者Naomi Klein﹝1970年生於加拿大蒙特婁﹞不但被《泰晤士報》譽為『可能是35歲以下對世界最具影響力的人士』， 她這本《No Logo》，更是被《紐約時報》推崇為『社運聖經』。
時報出版的《No Logo》中譯本在封底寫道：『全球化的光芒有多強，陰影就有多深。』而時報閱讀網「全球化套書」介紹頁則提到：『在跨國企業追逐利潤的大前題下，人權、勞工及自然環境都被犧牲，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消費文化全球化所裨益的對象，侷限在資本家、中心國家，卻造成社會與社會間經濟實力的落差日漸加大，更使得文化的創造力漸趨枯竭。』身為地球公民，在恐怖的全球化浪潮襲捲之下，我們是不是應該想想我們能為地球做些什麼？
我一直覺得，人來到世上，不該只有消費跟排泄。
沒錯！我們何其渺小。但「渺小」並不代表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不是嗎？我們還有腦袋。套句我最討厭的劉超驊老師羞辱學生的：『不能只長個兒，不長腦袋！』既然我們長了腦袋﹝也許腦容量不是很大﹞，我們就不能辜負它！
我常常覺得，我網誌裡「抒發個人情緒」的篇幅過大，沒有必要讓看的人一起悶下去……應該要寫一些「正面」一點的東西才對！而且，就連我自己看到我那些「抒發個人情緒」的網誌，都會覺得厭惡！不過，我卻又矛盾地希望我網誌呈現出的「我」有血有肉，所以我不會刻意迴避自己情緒化的部分……
至於那些我所謂「正面」的東西，就包括「社運」。
我一直想好好寫一些關於社運的文章。儘管我對「社運」的見解不甚精闢，但我畢竟一直持續在思考，台灣的社運有沒有可能改變什麼？如果不能，我們是不是該先從調整社運的「體質」來下手？一旦社運的體質調整到最佳狀態，我們才有力量去對抗一切不公義！﹝在我1月底那篇已刪除的網誌，提到我預計要寫的諸多主題，迄今尚未完成的包括北愛爾蘭獨立運動、「麥香堡指數」﹝Big Mac index﹞，以及社運。﹞
我不是個企圖心很強的人，但我卻一直希望有人可以因為我寫的東西，跟著我慢慢長大……
糟糕！本來這篇網誌只預計把〈三個品牌的故事──飛揚符號、貝殼、黃金拱形〉這篇文章裡「飛揚符號」這節打出來打大家看，篇幅就夠嚇人了﹝打上萬字也夠累人了﹞，所以還想說我的引言不要太多……結果，一轉眼我竟然已經「雜唸」了1000多字……﹝預告：待會Naomi Klein的文章會不斷被甜心的「注釋」跟「眉批」干擾，請大家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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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omi Klein，〈三個品牌的故事──飛揚符號、貝殼、黃金拱形〉之「飛揚符號」
【飛揚符號：為良好的工作而戰】
耐吉企業執行長奈特﹝甜心注：Phil Knight，Nike創立者﹞一直是商學院的英雄人物。聲譽卓著的學術刊物，例如《哈佛商業評論》﹝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對他開創性的行銷手法，對品牌的了解，以及很早即開始向國外採購零件的方式讚譽有加。無數的MBA候選人以及其他行銷與傳播科系學生都研究過耐吉的「要品牌，不要產品」的公式。因此，1997年5月，當奈特受邀到母校史丹福大學商學院演講時，他預期會受到大排長龍的耐吉愛好者歡迎；然而迎接他的卻是一群抗議學生，當他靠近麥克風的時候，群眾還噓聲連連：「嘿，菲爾，下台吧！付你的工人夠維持生活的錢。」耐吉的蜜月旅行剎然而止。
再也沒有故事比反耐吉的國際運動﹝最為人所知，也最激烈的品牌抗議運動﹞，更能說明大眾對於企業商標文化的不信賴感了。已經有超過1500篇以上的新聞文章與評論專欄討論過耐吉的剝削工廠醜聞。它在亞洲設的工廠已經幾乎被所有各大媒體報導過了。包括CBS和迪士尼的體育台ESPN。除此之外，它也是「燉草莓」﹝Doonesbury﹞連環漫畫的挖苦對象，以及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甜心注：《華氏911》的導演﹞的記錄片《大頭》﹝The Big One﹞的主角。結果造成，耐吉公關部門有好幾個人必須徹夜應付針對剝削工廠的爭議──處理抱怨，與當地團體見面，並且構思耐吉的回應方式──公司也因此成立新的管理位階：企業責任副總裁。耐吉收到成千上萬的抗議信，面對數百個大大小小的示威團體，並成為十幾個評論性網站的眾矢之的。
過去兩年來，北美和歐洲的反耐吉團體，試圖將所有零星的抗議聲浪在同一天統整起來。每隔6個月，他們便舉行一場「國際耐吉行動日」，將公平薪資與獨立監督系統的訴求直接告訴耐吉的消費者，比如市中心的耐吉旗艦店購物者，以及較平實無華的郊區購物中心的鞋櫃分店消費者。根據勞工權利運動組織表示，至今最大的反耐吉事件，發生於1997年10月18日：一共13個國家，85座城市起而響應。並非所有的抗議活動都能吸引大批人潮，不過由於該運動分散各處，反耐吉活動的數量太多，要防止新聞登上當地數十家媒體，已經讓企業的公關部門疲於奔命。雖然該品牌據稱是無所不在，但此時大家發現，就連耐吉也不可能同時出現在世界各地。
由於許多銷售耐吉產品的分店都位在購物中心內，抗議運動人士最後通常會被安全警衛護送至停車場。史密斯﹝Jeff Smith﹞密西根大湍流區﹝Grand Rapids﹞﹝甜心注：應譯為大湍流「市」，Michigan第二大城﹞的運動人士，據他報導：『當我們問及私有財產權是否大於言論自由權時，那裡的﹝安全﹞人員遲疑了一會兒，然後加重語氣說：「對！」』﹝不過，反耐吉運動者報告，假如是在紐芬蘭經濟窘困的聖約翰市﹝甜心注：加拿大Newfoundland省首府St John's市﹞，當他們被轟出購物中心後，安全警衛會走過來要求連署請願。﹞不過，就算是在人行道或購物中心停車場，也還有很多事是可以做的。
反對運動人士將耐吉雇用勞工的情況搬上舞台，推出其稱為「剝削工廠流行秀」和「國際資本拍賣會：生存遊戲」﹝出價最低者獲勝﹞，以及全球經濟跑步機﹝跑得再快也還是停留原地﹞。在澳洲，反耐吉的抗議者會穿著畫有「寧穿布袋，不穿耐吉」﹝Rather wear a bag than Nike﹞字樣的棉布袋到處跑。博德的科羅拉多大學生﹝甜心注：翻譯怪怪的……這裡指的是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科羅拉多大學博德分校的學生﹞舉辦資金籌募會，戲據性地對比出法定最低薪資與實際薪資之間的差距：「參加者要交1塊6美元的入場費﹝這是越南耐吉工人一日的薪資﹞，獲勝者將獲得2塊1美元﹝這是越南正常三餐的花費﹞。」﹝甜心眉批：既然越南工人一日所得僅1.6美元，而三餐花費卻要2.1美元，那麼，也就是說：越南工人一日所得不足以應付一日開銷。依此邏輯，資金籌募會規則改成「參加者交2塊1美元入場費，獲勝者獲得1塊6美元」會不會更為諷刺？還是我的理解有誤？﹞同時，在德州奧斯丁﹝甜心注：Austin市﹞的運動人士做了個巨型的耐吉跑鞋紙漿模型﹝甜心眉批：我想不出來這個模型到底能表達什麼？有人可以告訴我嗎？﹞；在加拿大薩克其萬省瑞吉那﹝甜心注：加拿大穀倉Saskatchewan省最大城Regina市﹞的一家購物中心外，抗議者設了個反堵耐吉飛揚符號的小亭子。﹝甜心眉批：就這樣？小亭子到底如何反堵飛揚符號啊？﹞反耐吉運動的一貫主題，就是不斷反堵耐吉商標和口號，包括T恤、貼紙、標語牌、旗幟。最後這種符號學的傷痕反而讓耐吉自己跌得鼻青臉腫。﹝甜心眉批：傷「痕」要怎麼讓耐吉「跌」得鼻青臉腫？你的疤能害你跌到嗎？﹞
不能小覷的是，反耐吉運動竟然是在自家門口俄勒岡州﹝甜心注：Oregon台灣通常譯為奧勒岡，美國Nike總公司所在地﹞最為激烈。這個地區因為耐吉的成功得到不少實質的好處
﹝耐吉是波特蘭區最大的雇主，也是當地重要的慈善家。甜心注：Portland「市」，拓荒者隊主場所在城市﹞，但奈特的鄰居在他需要的時候並非每個人都願意挺身相助的。事實上，自從《生活》雜誌﹝甜心注：《Life》，創刊於1936年，和《Time》皆為媒體大亨Henry Luce所創辦﹞將足球故事公開後，許多俄勒岡人就開始出來挑釁了。波特蘭耐吉城﹝甜心注：Nike Town，Nike旗艦店﹞外的示威者無疑是全國規模最大，也最具戰鬥力的一批，有時候還會舞弄著大得嚇人、眼睛為美元鈔票的大型奈特布偶，或是讓小孩拖著12呎長﹝甜心注：約3.66公尺﹞的耐吉飛揚符號奔跑﹝以突顯耐吉使用童工﹞。﹝甜心眉批：小孩拖大勾勾奔跑超諷刺的，我喜歡！﹞而俄勒岡尤金市﹝甜心注：Eugene，奧勒岡大學所在地，吳彥祖自此校建築系畢業﹞的抗議活動違反了反耐吉運動一貫的非暴力原則，採取破壞手段，包括拆下耐吉城工程的周圍柵欄，搗亂耐吉城店面的貨架，而根據目擊者指出：「一整架衣服……從陽台被丟到樓下的噴水池裡。」
俄勒岡當地的報紙積極追蹤奈特剝削工廠的醜聞，《俄勒岡人》日報﹝甜心注：《Oregonian》，較普遍的譯法是《奧勒岡人報》﹞派遣記者到東南亞對這些工廠進行巨細靡遺的調查。俄勒岡報紙《維拉麥特週報》﹝Willamette Week﹞主編祖斯曼﹝Mark Zusman﹞在1996年的「備忘錄」上斥責奈特：「說實話，菲爾，是該認真一點處理這波媒體熱的時候了……俄勒岡人已經歷哈汀﹝Tonya Harding﹞、派克伍德﹝Bob Packwood﹞和庫立﹝Wes Cooley﹞的羞辱了。請別讓我們被說成是自由世界最剝削的資本家的故鄉吧。」
﹝甜心落落長注：Tonya Harding：冬季奧運醜聞主角，也是ESPN的觀眾票選出The 25 Most Outrageous Characters──體壇25大惡徒之一。1994年冬季奧運的前哨戰──美國錦標賽前，實力最被肯定的女子花式滑冰選手Nancy Kerrigan遭到攻擊，導致她無法參賽。冬季奧運女子花式滑冰參賽資格後來由Tonya Harding取得。此事件所有矛頭都指向Harding，後來她在輿論壓力之下，奧運成績僅第8名。後來警方查出攻擊 Kerrigan的人正是Harding的前夫，於是被Harding處以終身禁賽。但是，最猛的是，這個可怕如蟑螂般的女人，竟然投身職業拳壇，還拿過3次冠軍；Bob Packwood：因29人指控遭其性侵害，而狼狽下台的奧勒岡選出的共和黨籍前眾議員。《奧勒岡人報》雖早已掌握Packwood的性醜聞，卻沒在其連任成功前將消息曝光，反而是《華盛頓郵報》率先公開醜聞。於是某些讀者以《奧勒岡人報》為恥，憤而退報；Wes Cooley：奧勒岡選出的共和黨籍前眾議員。1996年，Cooley的競選文宣裡，提到他服役於特種部隊時曾參與韓戰。問題是，美國在韓戰期間並沒有派遣特種部隊到韓國！對此Cooley提出的解釋是：他出的是「秘密任務」，而且可以證明此事的相關文件，在1973年被大火燒毀……加上Cooley長年協同其妻﹝第一任丈夫死於軍機失事﹞詐領軍人遺眷津貼，於是Cooley成了報章相雜誌競相挖苦的「說謊政客」，還因輿論壓力放棄競選連任。隔年，Cooley因作偽證被判刑2年、100小時社區服務，以及罰款7000美元。﹞
就連耐吉的慈善捐款也備受爭議。雖然波特蘭學校董事會急於籌措1500萬的短缺資金，但對於耐吉餽贈50萬現金以及運動設備的義舉，正反兩方意見仍然爭論不休。﹝甜心注：Nike曾有認養東海大學籃球場的計畫──不但學生夜間打球再也不用投錢照明，場地跟設施也會有較為完善的維護──不過，屢屢為錢出賣東海的校方竟直接拒絕Nike！﹞最後董事會決定接受這筆捐款，但仍必須在公開場合挑剔一下這批禮物。「我問我自己，」董事長約瑟夫‧譚﹝Joseph Tam﹞在《俄勒岡人》報上表示：「耐吉捐贈這筆錢，讓我的小孩可以獲得更好的教育，但是代價由誰來付？難道不是1小時只賺6分錢的兒童嗎？……身為亞洲移民，我必須面對這種道德和倫理上的掙扎。」
耐吉的贊助醜聞還不只限於自己老家。在加拿大亞伯達省的艾德蒙吞﹝甜心注：Alberta省首府Edmonton﹞，教師、家長和一些學生試圖阻撓耐吉贊助兒童街頭曲棍球賽，因為「靠巴基斯坦童工獲利的企業不應該被艾德蒙吞的小孩視為英雄。」至少有一所參與這項全市活動的學校，將印有飛揚符號的運動器材送回耐吉總部。而1998年3月，當耐吉向渥太華﹝Ottawa。甜心注：加拿大首都，位於Quebec魁北克省﹞市議會提議要在當地社區中心建造耐吉體育館時，又再度面對別人對於「血腥錢」的質疑。耐吉撤回提議，把體育館送給比較懂得感恩的其他中心，男孩女孩俱樂部﹝Boys and Girls Club。甜心注：一種為單親，或有家庭問題的小孩設立的公益組織，提供場地讓放學後的小孩一起遊戲﹞。接受耐吉贊助與否的難題題同樣也在大學校園爆發，我們將在下一章討論。
起先，眾人憤怒大部分是因為，剝削工廠醜聞見報這件事，耐吉的回應竟然毫無悔意。凱西‧李‧吉芙﹝甜心注：Kathy Lee Gifford，不但是演員、歌手、脫口秀主持人，也是在第三世界大量雇用童工而飽受抨擊的成衣商﹞和Gap在剝削工廠被揭發後，至少還表示懺悔，但是奈特卻置之不理：他否認自己有責任，攻擊記者，責怪承包商，派出宣傳小組為公司說話等等。當凱西‧李在電視上哭的時候，麥可‧喬登卻聳聳肩，說他的工作就是灌籃，不是玩政治。而當Gap同意讓薩爾瓦多備受爭議的工廠接受當地人權團體監督的時候，耐吉卻只是在口頭上說一些連其他亞洲的工人都坦承從未聽說的企業行為守則。
不過在這個階段，耐吉和Gap之間有一項明顯的差異。耐吉在醜聞傳遍美國購物中心後，依然鎮定自若，因為雖然大部分耐吉的產品都是在購物中心銷售的，但此地卻不是耐吉形象的鑄造地。與Gap不同的是，耐吉正如我們所見靠的是都市內的貧民區，它融合貧窮的非裔與拉丁美洲裔青少年風格，藉以調配出自己品牌的形象和態度。耐吉打造品牌的威力，從80年代中期就為其背書的非裔美國英雄麥可‧喬登、巴克利、皮朋、麥可‧強森、史派克‧李、老虎伍茲、波‧傑克森等人密不可分，更別提穿著耐吉成衣在台上唱饒舌歌的黑人了。只要嘻哈樂風仍引領購物中心的風潮，奈特就能確定，耐吉有康普頓和布朗等貧民區﹝甜心注：洛杉磯南部的Compton是網壇名將威廉斯姊妹的出生地；紐約最北端的Bronx則是hip hop的發源地﹞的喬登球迷支持，可維持王者品牌的地位於不墜，因此最多只會被這些風風雨雨驚擾，但不會被打倒。當然，青少年的父母，師長和教會領導﹝甜心眉批：領導？好「中國」的用語啊﹞也對於剝削工廠的事實義憤填膺，但是對於耐吉的核心族群，13歲到17歲的小孩來說，耐吉的招牌仍然是鐵弗龍﹝Teflon﹞打造的，永不朽壞。
到了1997年，耐吉的批評者已然心知肚明，如果他們要認真與耐吉打形象戰爭，他們就必須直搗黃龍──但是，正如同多文化刊物《第三勢力》﹝Third Force﹞雜誌的作者亞歷山大﹝Nick Alexander﹞所寫，他們連邊都搆不上。「沒有人知道該如何使耐吉俯首稱臣，因為大家都沒去處理非裔美國人的問題……為了得到有色人種社群的大量支持，反企業活動必須將耐吉在海外的所作所為與國內的情況連結討論。」
這種連結是有可能的。耐吉的「要品牌，不要產品」公式最殘酷的反諷在於，出力最多使飛揚符號擁有尖端意象的人，卻是該企業膨脹的價格與不實製造基礎之最大受害者。城中貧民區的小孩最直接面臨耐吉決定在國外製造產品的影響，包括高失業率，以及社區稅基的短縮﹝這將導致當地公立學校日漸衰頹﹞。
耐吉給予城中貧民區孩童的，不是讓她們的父母擁有工作，而是讓自己的行銷人員和設計師偶爾來一趟「稱兄道弟」的朝聖拜訪。「嘿，老兄，你覺得這些新的喬登球鞋怎麼樣──炫斃了對吧？」高薪的酷感狩獵人員在哈林區（甜心注：龍蛇雜處的Harlem區擁有最正宗的街頭籃球）、布朗區、康普頓區龜裂的柏油球場上掀起崇拜品牌的旋風，這種現象已然廣受討論：青少年將品牌當成幫派制服﹝甜心注：Prada跟Burberry也飽受「幫派愛戴」的困擾，Burberry更因此停產廣受小混混歡迎的經典格子鴨舌帽﹞；有些人由於太想擁有這些裝備，不惜販毒，偷竊，走私，甚至殺人。布朗區東北部的艾登渥剛山丘社區中心﹝Edenwald-Gun Hill Neighborhood Center﹞的行政主管潔西‧柯林斯﹝Jessie Collins﹞告訴我們，這種用完即丟的無謂商品，有時候是用販毒或混幫派的錢購買的，但是更常見的是用母親的低微工資或是福利津貼買來的。我問她關於媒體報導有孩子因為150美元的喬登氣墊鞋就用刀子互戳的事，她冷冷地說：「這筆錢足夠累死你的老媽了……150元可不是什麼小數目。」
鞋店老闆，如艾瑟流行屋﹝Essex House of Fashion﹞的羅斯﹝Steven Roth﹞，目睹所謂的街頭時尚就在紐澤西州紐渥克﹝甜心注：與紐約隔河相對的New Jersey要城Newark﹞，其店面所在地的後工業街道上真實上演，他常常為此感到不安。
『我真的對這一切感到疲倦而厭煩。我總是被迫面對自己從窮人身上賺錢的事實。他們很多人都是靠救濟金過活的。有時候，某個媽媽帶著小孩進來，小孩很髒，穿得也很隨便，可是他卻要一雙120塊錢的球鞋，而那個笨媽媽就真的會買給他。我可以感到那個小孩內在的需要──渴望擁有這些東西，體會一下穿在腳上的感覺──但事情變成這樣，真的讓我很難受。』
要責怪父母太容易屈服是很簡單的，不過，對於設計品牌的「深刻內在需求」已經變得如此強烈，讓每一個人﹝不管是社區領導人還是警察﹞都深感困惑。每個人多少都同意，像耐吉之類的品牌在貧民窟裡扮演了重要的替代性角色，取代從自尊、非裔美國人文化歷史到政治力量等一切事務，但是他們卻不確定該如何用力量和自我價值觀﹝這是商標帶不來的﹞來填滿這份需求。甚至連對這些小孩解釋品牌拜物主義的問題都很具風險。很多小孩將太多情感投注在名牌消費品上，甚至會把對耐吉或對湯米﹝甜心注：Tommy Hilfiger，很「美式風格」的品牌，客源多是年輕族群﹞的批評視為個人攻擊，就跟當面侮辱自己母親一樣嚴重。
毫不意外，耐吉看待自己對貧苦小孩的吸引力，角度就完全不同了。它贊助男孩女孩俱樂部的體育活動，花錢重鋪都市籃球場的地面，並且將高效能的運動服變成街頭流行穿著；這家公司宣稱它是在傳送激勵人心的信息：就連貧苦孩童也可以「Just do it」。從耐吉的平面文宣和廣告中，可發現該公司對自己在都會貧民區所扮演角色的看法，帶有一種近乎救世福音的特質：受苦的小孩會有較高的自尊，意外懷孕的事件會較少，企圖心會較高──這全都是因為耐吉「將他們視為運動員」。對耐吉而言，150美元的喬登氣墊鞋不是一雙鞋，而是護身符，讓貧窮的小孩能穿在身上跑離貧民窟，讓自己過更好的生活。耐吉的魔法鞋能幫他們飛翔──如同讓麥可‧喬登飛翔一樣。
這是很了不起、很具顛覆性的成就吧？也許。不過你還是不禁想到，都市黑人小孩只能靠饒舌歌或灌籃脫離貧民窟，主要的原因就是耐吉和其他跨國企業不斷強化黑人小孩的刻板印象，同時又剝奪了他們的工作機會。美國國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 。甜心注：Vermont佛蒙特州選出的無黨籍眾議員﹞和卡普特﹝Marcy Kaptur。甜心注：Ohio俄亥俄州選出的民主黨籍眾議員﹞在給耐吉的信上表示，耐吉在工業從都市中心出走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耐吉帶領潮流，遺棄美國的製造業工人以及其家庭……顯然耐吉相信美國的工人只配買他們的鞋子，卻不配製造鞋子。」
這家公司的都會商標化策略與雇用紀錄合起來考量，耐吉看起來就不像是都市貧民區的救星了，反而變成偷走你工作還賣你超貴鞋子的傢伙，嘴裡還喊著「拼命跑吧！」嘿，這可是你唯一能逃離貧民窟的辦法喲，孩子，就去做吧。
總之那就是吉特森﹝Mike Gitelson﹞的想法，他是布朗區艾登渥剛山丘社區中心的社工人員，對耐吉在廣告中自詡為自助助人的大師，感到非常不以為然。他也很「厭惡看到孩子穿著自己買不起，父母也買不起的運動鞋。」校園和勞工運動中針對耐吉的批評者可能大多是被道德憤怒所驅動，不過吉特森和其同事只是覺得被騙了。所以，他們不對孩子灌輸節儉的道理，而只是告訴他們，這些他們求之若渴的鞋子是如何製造出來的。吉特森告訴他們，印尼的工廠工人一天只賺2塊美金，耐吉製造一雙鞋的成本只要5塊美金，而他們要用100到180元的價格購買；此外，耐吉的鞋根本沒有一雙是在美國製造的──這就是他們的父母很難找到工作的部分原因。「我們真的很生氣，」吉特森說，「他們從我們身上拿走那麼多的錢，然後再去別的國家更惡劣地剝削別人……我們要孩子知道耐吉對這兒造成的影響，也要讓他們知道這兒的事如何影響到東南亞人的生活。」他在中心的同事，青少年工作者強生﹝Leo Johnson﹞使用年輕孩子的流行話談這個問題：「嗨，小子，」他對前青少年期的聽眾說，「如果你花100塊買一雙成本5塊錢的球鞋，那就是上當了。如果街上有人敢對你這麼做，下場如何大家都知道。」
中心的孩子得知剝削工廠的事都很沮喪，不過他們最生氣的還是被奈特和喬登當成傻子耍。他們寄了100封信給奈特，談到過去幾年來花了多少錢買耐吉的產品──從他們的角度來看，耐吉虧欠他們可多了。「我剛剛才買一雙100塊的耐吉球鞋，」一個小孩寫道。「你做的事是不對的。比較合理的價格應該是30塊，你可以把70塊錢退還給我嗎？」公司的回覆是制式信函。「那才使我們真正感到憤怒，於是開始著手準備抗議，」吉特森說。
他們決定在第五大道和57街的耐吉城發動抗議。由於中心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耐吉的死忠信徒，櫃子裡塞滿了他們不會再穿的舊的飛人喬登氣墊鞋和Carnivores氣墊鞋。他們想讓這些廢棄的鞋子派上用場，便決定全部收集起來，放在垃圾袋裡，再堆積在耐吉城的門口。
當耐吉高層得知布朗區有一群黑人小孩和拉丁美洲小孩正計畫公開指責該公司後，就立即停發制式回函。在此之前，耐吉都將大部分的批評者說成「邊緣團體」的成員，不過這一次卻不同了：如果貧民區的反彈將落地生根，那麼耐吉在購物中心的名聲可能會朝不保夕。吉特森說道：「我們的孩子正是耐吉銷售潮流的支柱，全國的小孩都是看到這些人才會買耐吉的運動鞋。中產階級的白種成年人要起來抗爭，那大概沒關係；不過有色人種的小孩一旦公開反對耐吉，它就開始害怕了。」
俄勒岡的行政主管無疑也知道，艾登渥剛事件只是冰山一角，過去幾年來，關於嘻哈流行樂的批評愈演愈烈，論者以為饒舌歌者是在「擔任耐吉和湯米商標的皮條客」，卻不支持黑人自製的服飾品牌如：FUBU﹝For Us By Us，為自己靠自己﹞。而饒舌歌手KRS-One聲明要發動嘻哈殿堂之計畫，將非裔美人的青少年從白人的唱片和服飾品牌那兒搶救回來，歸還給培育他們的社區。在這個背景下，1997年9月10日﹝丟鞋抗議即將進行的兩個禮拜前﹞，耐吉的公關主任曼尼傑﹝Vada Manager﹞破天荒跟一位同事從俄勒岡飛來，試圖說服中心，其實耐吉是抗議活動的盟友。
「他花多時間蠱惑我們。」吉特森說。但是沒有用。中心在會談時提出3項極具體的要求：
一、耐吉海外工廠的勞工應該獲得足夠過活的薪資，而且要成立獨立的監督團體以確保之。
二、耐吉運動鞋在美國應該降低售價，而且不能犧牲美國勞工的權益﹝例如不能裁員或減少福利﹞。
三、耐吉應該認真地在都會貧民區重新展開投資，特別是紐約市，因為我們一直是他們眾多廣告的焦點。
也許吉特森認為耐吉害怕了──但是可沒有怕到那麼厲害。一旦雙方發現自己顯然限於僵局，會談就轉變成了謾罵會；他們強迫兩位耐吉主管聽取艾登渥剛中心主任潔西‧柯林斯比較亞洲剝削工廠和她自己年輕時在南方佃農區撿棉花的經驗。她告訴曼尼傑，當時她一天賺2塊錢，就跟那些印尼工人一樣。「或許很多美國人不能體會這些工人的處境，但是我完全可以。」
曼尼傑灰頭土臉地回到俄勒岡，抗議活動照計畫進行。紐約近郊11個社區中心共有200人參加。這些小孩﹝大部分年紀在11到13歲左右﹞高聲歡叫著把好幾袋有臭味的舊耐吉球鞋丟在安全警衛的腳下；這些人是特別受召前來保護耐吉神聖的門面的。曼尼傑再次飛到紐約負責滅火，不過他也發揮不了作用。不但當地電視台報導這個事件，就連ABC新聞和《紐約時報》也前來採訪。
雪上加霜的是，《時代》雜誌用一整頁的篇幅報導耐吉另外一個故事。皇冠高地﹝甜心注：Crown Height位於紐約Brooklyn布魯克林區﹞的一個14歲男孩被另一個15歲的男孩謀殺，後者在痛打他之後，將他留在車子正急駛而來的的地下鐵軌道上；配合的圖片也生動點明了這次抗議的十萬火急。新聞標題是：「警方說青少年是因為運動鞋和呼叫器而死的」。是什麼牌子的運動鞋呢？飛人喬登鞋。該報導引用兇手母親的話，她說兒子加入幫派，是因為他想「擁有好東西」。死者的一名朋友解釋，穿名牌服飾以及帶呼叫器，是讓窮苦小孩「感覺自己很重要」的方式。
第五大道耐吉城外非裔和拉丁裔小孩被攝影機和旁觀的好奇群眾團團包圍，他們也覺得自己很重要。與耐吉「腳對腳」，他們說，結果比穿耐吉鞋子還過癮。一位年輕的抗議者，來自布朗區的13歲男孩，對著眼前福斯新聞的攝影機，直視鏡頭，對奈特說了一段話：「耐吉，我們造就了你，我們也可以毀掉你。」﹝甜心眉批：這孩子夠氣魄！台灣的孩子13歲的時候在幹嘛？﹞
對耐吉的反彈，也許最驚人的就是持久性吧。雖然出現在大眾面前已四年，耐吉的故事仍然到處流傳﹝當然，耐吉的品牌也是﹞。大多數企業醜聞通常可以成功了結，只要發出公開的「懺悔」聲明，之後再推出幾個讓小孩子在可惡商標底下快樂的奔跑的廣告就成了。然而耐吉的情況並非如此。根據新聞報導，勞工研究以及學術研究採證紀錄飛揚符號商標背後的剝削行徑，並未慢下腳步；耐吉的批評者也一直不厭其煩地剖析耐吉公關機器所穩定輸出的資料。奈特出席白宮的剝削工廠任務小組，還拍下那張玫瑰園新聞廳﹝甜心注：指White House Rose Garden白宮玫瑰園；此地是美國總統常召開記者會的地方，位於白宮西側，是一塊大小僅約籃球場大的草坪，周圍種植低矮的玫瑰。由此觀之，譯者將之譯為新聞「廳」是需要再斟酌的﹞裡站在柯林頓總統旁邊的珍貴合照，但他們對此無動於衷。他們剪碎了耐吉雇用的公民權領袖楊格﹝Andrew Young﹞的報告，指出楊格完全避開耐吉工廠的薪水是否已達不人道的剝削程度這個問題，並指責他到印尼和越南工廠時使用耐吉請來的翻譯員。至於其他受耐吉所託的研究──這回是一群達特茅茲的商學院學生﹝甜心注：Dartmouth College，長春藤盟校之一。位於New Hampshire新罕布夏州的Hanover漢諾威﹞，他們的結論是，越南勞工一天賺兩塊錢，生活就可以過得不錯了──嗯，這份報告大家差不多完全忽略了。
最後，在1998年5月，奈特走出幕後，在華盛頓召開記者會，直接對批評者表態。一開始，奈特說他一直被抹黑成「企業騙子，這個時代最完美的企業惡棍。」他承認公司的鞋子「幾乎已成為奴工薪水、強迫加班和專制虐待的同義辭。」然後，他針對大眾胃口，提出了改善亞洲工作條件的計畫。該計畫包括針對工廠空氣品質、石油化學原料使用的嚴格新規定，並承諾在幾個印尼工廠開設課程，保證鞋工廠不再雇用任何未滿18歲的勞工。不過，對於讓外來的獨立監督者視察工廠，以及提高員工薪資這幾點，他仍然沒有具體的回應。不過，奈特確實承諾耐吉的承包商不准向政府提出取消最低薪資限制的要求。
這還不夠。同年九月，批判耐吉最烈的舊金山人權團體「全球交流」﹝Global Exchange。甜心注：反全球化運動中最活躍的人權組織之一﹞公開驚人的報告，描述耐吉印尼工人在其國內政經危機下的處境。「早在印尼幣值於1997年下滑前，製造耐吉球鞋的工人薪水就夠低了，如今他們工資的美金淨值從1997年的一天2塊47降到1998年的一天80分。」同時報告還指出，由於物價飛漲，工人「估算其生活所需費用上漲了100%到300%左右。」「全球交流」呼籲耐吉將印尼工廠員工的薪資加倍，此舉一年將增加2000萬美元的支出──正好是麥可‧喬登每年為產品做廣告的酬勞。
毫不令人意外，耐吉並沒有將薪水加倍，但是3個禮拜後該公司宣布為30%的員工調漲25%的薪水。這個做法一樣無法平息超級商店外的抗議群眾；5個月後，耐吉又再度出面，宣布企業責任副總裁艾特﹝Maria Eitel﹞口中的「耐吉所推出的積極的企業責任行程表」。於是，在1999年4月1日，員工再加薪6%。耐吉並開放胡志明市附近的越南工廠，讓健康安全監督小組前往探視，發現情況已好轉許多。加州柏克萊大學的歐陸克﹝Dara O’Rourke。甜心注：任職於Berkeley大學環境科學部門政策管理科；同時也是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環保顧問﹞報導，這家工廠已經「在過去18個月以來推行重要的改善，看起來，工人接觸有毒溶劑、粘著劑及其他化學成分的危險已大幅度減少。」這份報告如此受人矚目，原因是歐陸克的調查是完全獨立的：事實上，不到兩年以前，他曾因披露由「恩斯特與楊格」﹝Ernst et Young﹞主持的調查報告而激怒耐吉﹝該報告指出耐吉對同一家工廠內的眾多違法情事置之不理﹞。
歐陸克的報告並不全是光明的。還是有些老問題，比如空氣品質、工廠太過悶熱、安全裝備等等──而且他只參觀了一家工廠而已。此外，耐吉千呼萬喚始出來的6%調薪方案仍然有待加強；這項調整使每小時工資提高1分，但是在通貨膨脹和貨幣震盪的情況下，這份薪水只等於經濟蕭條前耐吉薪水的一半。即便如此，這些改變仍舊意義重大，對於一個兩年前還扮演無敵的全球購物者角色，聲言只有承包商有權決定薪資，訂定規則的企業而言。
耐吉在面對猛烈公關攻勢時的軟化，證明了侵略的行銷手法加上罔顧勞工權益的行徑，這在各行各業人士的心目中都是不公平，且不值得支持的。此外，有許多抗議人士不願意輕易放過耐吉，因為這樣意味著縱容資本主義一貫的作風。反過來說，似乎有一部分的公眾心態是想踢一踢這家最大、也最極端的運動用品巨人的屁股──我說的是真的很想喲。耐吉的批評者已經表明他們不希望這件事被安撫人心的公關伎倆瞞天過海；他們要將之攤在太陽底下，好就近監督。
大體而言，這是因為批評耐吉的人知道，這家公司的剝削工廠醜聞不是一連串詭異意外的結果：他們很清楚，針對耐吉的批判適用於所有外包給全球工廠製造的名牌鞋企業。不過這非但不能替耐吉脫罪，身為市場領袖的耐吉已經變成這股廣泛憎惡感的最顯著目標了。它也成為當今全球化經濟極端行徑的典型案例：從耐吉成功獲利的人以及被剝削者之間的差距是如此的巨大，就連小孩子也看得出這幅畫面的錯誤在哪裡，而且事實上正是兒童與青少年對此的反應最敏銳﹝我們將在下一章詳述﹞。
因此，對耐吉產品的全面抵制會從什麼時候開始呢？顯然不會太快。隨意瀏覽全球各地的城市，你就會發現那道飛揚符號依然無所不在；有些運動員還是把他刺在肚臍上，更有許多中學生仍然穿著耐吉四處炫耀。然而，同樣不容懷疑的是，耐吉過去幾年來省下的勞工成本，已經開始回頭反咬該公司，並為其帳本的結算數字敲響喪鐘。「我們不認為耐吉的情況有看起來那麼糟，」尼克﹝Nikko﹞股市分析師分努甘﹝Tim Finucane﹞在1998年3月《華爾街日報》上表示。華爾街確實別無選擇，只好背棄這個多年來的親密夥伴。儘管亞洲震盪不安的貨幣匯率意味著印尼的勞力成本跌至經濟衰退前的1/4，但是耐吉仍然失血良多。耐吉的獲利降低，訂單減少，股價一路下滑，而且1995年以來34%的年平均成長率不復存在，季營收驟然下滑了70%。到了第三季，也就是1999年2月底，耐吉的收益再度攀升70%──但是根據該公司本身的帳目可知，這次的復甦並非因為銷量回升，而是因為耐吉決定裁減人員與合約。事實上，1999年耐吉的紅利和訂單的減少已經是連續第二年了。
耐吉將自己的財務危機怪罪給人權運動之外的任何問題。亞洲金融風暴是耐吉在日本和南韓銷售不佳的原因；或者這是因為美國人當時比較愛買「棕色鞋」﹝步行和登山鞋﹞，買白色跑鞋的人少。不過這個藉口看來毫無根據。耐吉也銷售很多棕色鞋──它有登山鞋的生產線，可漢﹝Cole Haan。甜心注：休閒服飾與休閒鞋的品牌，後來被Nike併購﹞就是其旗下的商標﹝近來耐吉因為關閉緬因州波特蘭市的可漢工廠，遷移至墨西哥和巴西，因而省下數百萬美元﹞。更重要的是，愛迪達在耐吉猛然下滑的同一年展開大規模的反攻。在耐吉銷量不穩的當季，愛迪達的銷量卻增加了42%，淨收入提高48%，高達2億5500萬美元，股價也在兩年內三級跳。一如我們所見，這家德國企業時來運轉是靠著拷貝耐吉的生產模式的，耐吉的行銷和贊助策略，它也幾乎全盤照抄﹝我們將於第18章討論這種方式的政治意涵﹞。在1997到98年，愛迪達甚至重新設計籃球鞋，使之看起來就像耐吉球鞋一樣：大尺寸，白色，而且高科技。不過與耐吉不同的是，它們賣得可好了。棕鞋理論完全不可信。
過去幾年來，耐吉用過幾十種方法想要封住批評者的嘴，不過目前為止最諷刺的，還是它狗急跳牆試圖躲在產品背後避風頭的做法。「我們不是政治運動人士，我們只是球鞋製造商。」剝削工廠醜聞剛爆發時耐吉的發言人吉布斯﹝Donna Gibbs﹞說。球鞋製造商？這還是80年代那家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不侷限於球鞋這種具體東西、也跟製造這種粗鄙事物無關的公司嗎？耐吉渴望投身運動，奈特告訴我們，耐吉追求運動的理念，繼而透過運動達到超越的境界；然後它想要談論自立自強、女性權益、種族平等。它要讓自己的商店變成聖殿，廣告變成宗教，顧客變成國家，勞工變成部落。它帶領我們走過這樣一趟品牌之旅，竟然還回過頭來告訴我們說「不要看我們，我們只是鞋子製造商而已」，這種話簡直空洞得可笑。
耐吉是脹得最厲害的氣球品牌，而它脹得越大，破得就越大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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